在西班牙的时候，刘清宁接触过许多华裔西班牙人。
这些华裔西班牙人多是华侨二代、三代，他们身上流着纯正的中国血液，但除此之外他们似乎与中国没有了更多的联系。
提及中国，他们并无太多的概念，只知道那是他们的祖父母、父母出生的地方，你若问他们是不是中国人，他们大多犹豫，连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算不算得上是中国人。
他们大多以当地语言为母语，会讲一些方言和非常蹩脚的普通话。不需要过多的交流，只需要看他们的神态，便能与刘清宁这种生长在中国的华侨二代轻松地区分开。
她那出生在西班牙的弟弟妹妹便是如此。
其实不说他们，就连刘清宁自己，在马德里住了多年，有时候用中文表达都会有些磕绊。
夜幕降临，月亮升到了半空。
路寮里，李阿四找来了两套新衣服给两两个“落汤鸡”换上，尺码太小，穿在两人身上十分滑稽。
“凑合穿吧。”陈今越无奈。
“凑合......这可是去年巡山的时候镇里发的，全新的，好东西，我自己都没穿过呢。”李阿四眼巴巴地看着两人身上的衣服，心疼地嘟囔。
“行了，叔。回头我让镇里还你两套。”
李阿四一拍大腿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......那你可千万记得说。”
得知村里来了个“外国人”，还说自己的父母是“村里人”，几位老人都十分热心，尽管此时已经到了他们睡觉的时间，仍聚在路寮里。
你一句我一句，将中文水平只有半桶水的陈显华问得直发懵，幸好有刘清宁在旁，充作翻译。
据陈显华自己介绍，他1978年出生在马德里，这是第一次来中国。他的祖父和父亲都是从云上村走出去的华侨，这次他回来是寻根探亲的。
说是探亲，他们家在中国却已经没了什么亲。
“我的爸爸告诉我，我的家族曾经居住在这里，但是我的祖父，和父母很早就出国了。那时候中国在打仗，许多亲戚跑的跑，逃的逃，全都没有了联系，只有我的祖母留在这里。不过，她也已经去世了。”
“你的祖母叫什么？”
陈显华摇摇头：“我不知道。”
这怎么找？
“我的爸爸告诉我，他的家乡叫云上村，是一个热闹的村子。不过这里......”陈显华环顾四周，荒芜的村子怎么都跟“热闹”搭不上边。
“我们村子，以前可热闹呢！”李阿四连忙解释。“你爸叫什么，你总该知道。”
“这我知道，陈国锋。”
几位老人面面相觑。
没听说过。
云上村不大，都是亲戚，要真有这么个人，从村里出去的，肯定认得。
不认得，那便是搞错了。
陈显华十分坚持：“就是这个村子。我的爸爸告诉我，村口有一棵非常巨大的樟树，就在那里，我看见了。”
李阿四嚷嚷：“我们这边，哪个村子没有几棵樟树？做不得准。肯定是找错了。”
“我有地图！”
陈显华从背包的夹层里翻出一张皱巴巴的白纸。
“我的爸爸告诉我，我们家在村里有一栋大房子。这是我的父亲根据记忆画下的村子的地图，上面标了星星的地方，就是我家的房子。但是，我没有找到。”
陈今越接过，展开一看。
嗬，这鬼画符画的，谁能找到？
屋子依山傍水。
山是哪座山？水是清源溪？
怎么看都跟村子的地形对不上。
对了，我还有一张她的照片。”陈显华想起来，又在包里找了半天，找出一个信封，从信封里小心翼翼地取出一张发黄的老照片：“这是我的祖母。”
陈今越接过照片。
照片上是一个头发花白的老嬢嬢，穿着蓝布衣，倒真是本地老人的打扮。
他把照片递给李阿四。
“有点眼熟。”李阿四说。
阿太也看了一眼：“是眼熟。”
“这......是阿青婆呀！”王永梅认出来了。
阿青婆，这个名字刘清宁有些耳熟。
李阿四一拍大腿：“哎哟，就是你家隔壁的阿青婆嘛！”
刘清宁想起来了。
王家老屋的西边，百余米的距离，拐过一个弯，有一栋三层高的小楼。从她有记忆开始，那栋小楼就住着一个孤零零的老人，年纪比外婆还要长许多，那时候外婆还满头黑发，她已经白发苍苍。
村里人都叫她阿青婆。
路寮里喧闹起来。
“你真是阿青婆的孙子？”王永梅抓住陈显华的手，老花眼将他的脸看了又看，“是有点像！你这个子高，像你阿公。怎么说你爸叫陈国锋？阿青婆就两个儿子，一个叫建明，一个叫建勇。”
“我爸爸是大儿子。”
“那就是建明。”
“原来是建明的儿子。”
“你认得我的爸爸？”
“认得，认得。我们两家就在两隔壁。我小时候，你阿婆还教过我读书，写字。哎，你阿婆这一辈子，哎，苦哦！”永梅老嬢嬢抹眼泪，“我还认得你妈，你妈叫丽花。我们一同上过学。像，真像，你跟丽花长得一模一样。跟阿青婆长得也像。你这是认祖归宗来了？”
提起故人，王永梅老泪纵横，巍巍颤颤地掏出手帕，将眼泪擦了又擦，末了，才狠狠地吐了一句：“你阿公，对不住你阿婆！”
刘清宁想，这背后应该有一个很沉重的故事。她静静地在一旁坐下来，等待这个故事。

母亲服药自杀是他发现的。
这两天家里闹得厉害，王向远心事重重，夜夜难眠，今天也是天未亮就醒了，瞪着发白的天花板，直到天边透亮。
他听到母亲起床下楼的声音，老人家习惯早起干活，起初并未觉得异常，等了一会儿，没听见听不见她喂鸡时候的“嘬嘬”声，才觉得不对劲，连忙披了件外套冲下去，母亲已经口吐白沫倒在了厅堂里。
厅里原本供着父亲的遗像，王向远骇然发现，母亲把自己的遗像也挂了上去，还新点了香。
他当场跪了下去。
此时此刻，坐在医院，周围人声嘈杂，但那种骇然的感觉依旧遍布全身。
他讷讷地想，母亲是为他死的。
这两天家里两个儿媳妇闹得厉害，李丽琴受了不少委屈，他只会劝她忍忍，李丽琴气急了，回娘家之前说了不少难听的气话。
老的老不死，小的不孝顺，一家人全指着她这个不要钱的保姆。
母亲呆呆地坐在角落的椅子里，都听进去了。
母亲是不想让他为难才选择自己了断的，这个认知如惊涛拍浪般冲击着王向远，这个没有什么文化的普通农民，没有什么高尚的情操品德，但有“百善孝为先”最朴素的认知，母亲因他自尽这个罪名压在他的肩上，如泰山重。
幸亏这些年国家对一些致命的毒药如敌敌畏进行了禁用、管控，平常农家并不会有，王永梅喝的农药毒性并不强，抢救又较为及时，身体并无大碍，王静放下心来，和刘清宁两人回到酒店，又累又困，两人都一觉睡到了傍晚。
吴楚楚奉了母亲王美莲的命令，来接母女俩人到家里吃晚饭。
王美莲家就在酒店附近一个老小区里，楼是90年代建的商品房，只有六层楼高。阔别十三年，刘清宁再一次踏进这个自己从小居住多年的房子。
房子不大，一百来平米，家里的陈设布局也变了，客厅敲了一堵墙，拓宽了。原本靠墙放了一个木工打的长柜子已经搬掉了，上面放着的大屁股彩电也换成了挂在墙上的等离子电视，从前刘清宁和吴楚楚的房间，书桌不见了。
王美莲日子过得节俭，其他的东西，大致还是她记忆里的样子。
吴正洋正在厨房里忙活，一边“分析”王家里的形势。“他们家这摊子麻已经够乱了，下头两个儿媳妇，丽琴也不容易。你妈也不好再交给她，不然还要出问题的。”
王美莲立刻反驳：“不交给她交给谁？这事是几兄弟早就商量好的，她李丽琴也是点了头的，可不是我们王家逼她的！”
那年刘清宁的外公去世，三兄弟分家，因为老大老幺都不在本地，老嬢嬢只能住进老二家。作为补偿，老大老幺自动放弃了王家的祖屋和下林村分的宅基地，一并都给了老二家。
那时候镇里有动静，说要把云上村拆了盖一个什么度假村，能分一大笔拆迁费，还给分花红，李丽琴一口就答应了。谁知道度假村的事后来不了了之，老房子便成了山上一堆没人要的烂木头烂泥墙。
李丽琴觉得这买卖做亏了，后悔不已，明面上又不好反悔，平日里没少给老嬢嬢脸色看，这事几兄妹都知道，只是谁都不去挑破，否则撕破了脸一拍两散，老嬢嬢往哪里去？
王静发愁：“我知道老二家里闹得厉害，但没想到竟然逼得妈喝药。还好救得及时，不然我这趟回来，探亲变奔丧。丽琴太不应该！”
“可不是？”王美莲愤慨，“这两年，我为她家跑前跑后尽了多少力？立峰两夫妻的工作都是我帮忙解决的。前两年她娘家大哥开车把人撞了，差点坐牢，还不是我们王家帮忙凑钱，我跟正洋出面调停的？还有她妈去年中风住院，是不是我托人找的医生？我做得够可以的了！她李丽琴欺人太甚！”
“是。”王静叹道，“我们几兄妹都不在青田，二哥又老实，王家人里里外外的事都靠你，你最辛苦。”
“她那两个儿子也是白眼狼，自己妈被儿媳妇欺负成这样，发朋友圈指着鼻子骂，也不吭一声！奶奶都喝药进医院了，来看一眼都没的！”王美莲越骂越来气。
吴楚楚在屋里缩了缩脖子：“看来这几天我得夹着尾巴做人了，免得惹火烧身。”
刘清宁笑：“你自己都做妈了，还这么怕你妈？”
“血脉压制，你不懂。”
“我是不懂。我爸跟我妈从来不敢大声跟我说话。”
吴楚楚收起笑容：“你跟你爸妈关系还是不好？”
刘清宁摇摇头：“这辈子都不可能好了。不过我也无所谓，这样也挺好的。”
十三年前，她带着对父母的期待踏上前往马德里的旅程，可惜等待她的并没有想象中家庭的温暖。长期的分离，让她和父母之间横亘了一条无法逾越的鸿沟，成为住在一个屋檐下的陌生人。
那时候刘万信夫妇还未买房置业，租了一套房子，为了贴补家用，又做二房东租给了另外两家出来务工的中国人，一房三户八人，挤在百余平米的房子里。
她当然没有自己的房间，为了迎接她的到来，刘万信夫妇买了一张折叠床，摆在客厅的角落，晚上帘子一拉，就是她的房间。
那天夜里，她躺在小小的折叠床上失眠。她心想，这就是马德里？她真的来到了马德里？像做梦一样，但并不是美梦。
紧接着就是学习何如坐地铁、公交，去语言学校学西语......记忆里，那些日子她都只有自己一个人。
回到家里，父亲不熟，母亲不亲，两人只围着她刚出生没多久的弟弟......每天夜里她躲在被窝里哭，想念中国的“家”，中国的一切，幻想着自己某一天睡醒，会发现这一切都是一场梦，原来自己还在中国。
两人沉默了片刻。
“哎，你有没有后悔？”
“后悔什么？”
“后悔当年去了马德里呀。如果留在中国，你可能会更快乐。”
“我没什么好后悔的。自己做的选择，才有资格说后悔。”
去马德里，是父母替她做的选择。
吴楚楚叹气，轻轻抱了抱这个多年未见的妹妹。和她比起来，在国内按部就班地读完高中、大学，工作、结婚的自己，日子虽然过得平淡，何尝又不是一种幸福。

刚下过雨，县机关大院的水泥地上呈现出深浅不一的灰色。
这几日家里闹哄哄的，虽然吴楚楚早已结婚搬出去另住，也难免被波及，今天顶着两只睁不开的熊猫眼来上班，大脑一片浆糊，但明日便是清明节假，必须赶在放假前将手中的工作收尾，否则上山扫墓都不安心，她还答应了刘清宁，假期里抽空带她回一趟云上村老屋。
云上村老屋，这孩子真是......
吴楚楚收起渐渐散开的思绪，专注对付电脑屏幕上的一套表格，屁股都不曾挪一下。
“哎！”对面的女同事美娟姐突然喊她。
吴楚楚头也未抬：“怎么了？”这套表格足足有26张sheet，每张数据都密密麻麻，一挪开视线再回来，指不定就找不着自己做到哪里了。
“别顾着看表格了，叫你看看好风光，洗洗眼睛。”美娟姐笑嘻嘻。
“什么好东西！”吴楚楚抬头，顺着她的视线朝窗外看去，看到院子里那人，不由笑了。“他呀！”
那人叫陈今越，是吴楚楚的高中同学。年过三十，许多男同学都“英年早衰”，成了大腹便便的中年男人，陈今越倒成了个特例。
将近一米八的个子，在本地已算难得。挺拔，清瘦，四月的天气还不是很热，吴楚楚还裹着薄外套呢，他已经穿上了短袖，跟那些刚考进单位的大学生站在一起也不违和。
用现在流行的话说，有少年感。
美娟姐凑过来：“对了，他是你高中同学！他有对象了吗？”
年轻人都爱往大城市跑，在青田这种小地方，体制内的男人是供不应求的稀缺资源，尤其是陈今越这种“三有”男人——有颜、有银，有前途。一回来，给他介绍对象的媒人都踏破了门槛。
吴楚楚摇头：“不清楚。”
“啧，眼光高。介绍了这么多，就没一个看上的？不过也对，人家是市里下放的人才，过几年又要回市里的。还是咱们小地方庙小，留不住大佛哦！”
吴楚楚对这个评价不作评论。其实她同陈今越只做了一年同学，高二文理分科，她选了文科，陈今越选了理科，连教室都不在同一栋楼。
上学的时候，陈今越成绩不算拔尖，但爱运动，课间午休，篮球场上总少不了他的身影，回回打到打铃，被教导主任满操场追得嗷嗷叫，周一晨会被拎上台罚站。
后来高考，陈今越发挥了一把，竟然挤上了重点线，在青田这种小地方，这并不容易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他进了杭州的大厂，传说年薪逼近七位数，一时又添传奇色彩，后来却突然走了人才引进的路子回了丽水，令人跌破眼镜。
在市直单位干了一年，听说颇得市领导的赏识，被下放到青田下面一个小镇锻炼。
圈子里的人都知道，这是领导关照他，给他积累“基层工作经验”，三年两岗，到时候又会被提回市里重用。于是他又成了体制内相亲圈子的热饽饽。
传奇的人物在哪个赛道都能大放光彩，这是吴楚楚得出的结论。
下班的时候，天已经黑了。吴楚楚将小毛驴推出车棚，刚坐上去，陈今越恰好从楼里出来，见了她，主动打了个招呼。
“外婆怎么样？”
“好多了，明天就能出院。”吴楚楚答。“还没好好谢谢你，等你哪天有空，请你吃饭。”吴楚楚说道。
陈今越挂职锻炼的小镇，正是吴楚楚的老家云林镇。
那天恰好他值班住在镇里，一大早起来巡街，恰好听到王向远求助，第一时间给王永梅灌下了肥皂水催吐，又开车送到县中心医院，跑前跑后，老嬢嬢能再次逃出鬼门关，他有大半功劳。
“小事。”
“来开会？”吴楚楚问。
陈今越苦笑：“来挨训的。”
两人相视一笑，吴楚楚不再追问。这个陈今越也是自找苦吃，不留在大城市过好日子，非要回到这山沟沟里找罪受，一年那点死工资，忙得脚不沾地，还不如在省城大厂里干两个月呢。
但这毕竟是别人的事，吴楚楚懒得再想，骑上小毛驴，钻进鹤城中路的车流中去。
青田县城地势狭长，土地不多，一些老房子便往山上盖去，颇有山城重庆的味道。陈今越家的老房子便在这山坡上，算是“城里人”。
2010年左右，和许多青田人一样，陈今越的父母把房子买在了丽水市区，只是两夫妻常年在国外，陈今越又上了大学，偶尔回来，也是回青田老家，房子便一直空着。
后来陈今越回到青田工作，自然而然还在老房子和奶奶住。
到家的时候，奶奶吴翠兰正在家门口吃饭，左邻右舍三五人，每人手里端着个粗陶大碗，边吃边拉家常。见他回来，邻居家的大姨扯开嗓子：“哦哟，阿越回来了，怎么天天这么晚呢！”
“去县里办了点事。”
“哎，拿死工资，不用这么拼命。早点回来陪你奶奶！”
陈今越笑着应着，进了屋。
吴翠兰跟进来：“饭没吃吧？今天做了山粉饺，烧汤的给你。”
“行！”
陈今越从小是由奶奶带大的。
他七岁那年，父母双双踏出了国门打工。起初的几年，生活困难，通讯也不方便，别说视频通信，那时候连手机都还没有普及。
为了跟陈今越的父母联系，家里特意装了固定电话，可只能从国外打进来，不能打到国外去。父母什么时候来电话，能不能接到父母的电话，有时候还得碰运气。
由于时差，父母打电话来通常是下午到晚上的时间，于是每个月估摸着父母该打电话来的那几天，每天吃完饭写完作业，陈今越哪儿都不去，就守在家里等电话。
从天亮等到天黑，再等到月明星稀。
上了初中，陈今越就被送去老师家里寄宿，只有寒暑假才能回家，一个小小的房间，塞满了上下铺铁架子床，住了十多个和他一样的“留守儿童”。
他们这一代的青田华侨二代留守儿童，大概都是沿着这样的经历成长的。父母在他们的记忆里，是一个模糊不清的影子，一道不太真切的声线。
四月的晚风习习，陈今越端着碗坐在家门口的椅子上，望着山脚下青田县城的夜景灯光。
这么多年了，他是看着这夜景一年比一年亮起来的，但比起省城，这点灯光实在寒酸。
亲戚邻居都说，陈今越回青田找工作是大材小用了。
“男人嘛，应该要到外头闯一闯的。”
“在杭州大公司干一年，顶得过在青田做十年。读书这么好，白费了！”
白费不白费，陈今越自己心里有秤。
一碗山粉饺连汤喝了个精光，他转身回屋，目光落在那一边山坡上，孤零零地伫立着的一栋三层老房子，灰色的墙上爬着新发芽的爬山虎，乳黄色的木门剥了漆，二楼的窗户碎了几块玻璃，是久无人居住的模样，但今晚意外地亮起了灯。
陈今越进屋，吴翠兰正在厨房忙活准备泡豆腐泡。
豆腐泡过去是过年才能吃上的“美食”，豆腐切成均匀的小块，油锅烧高温，炸成外焦里嫩的空心豆腐泡。
刚出锅的时候热热脆脆的，沾着点酱油最好吃，过去小孩子们熬夜也得守着油锅，等着吃第一锅豆腐泡。现在生活条件好了，随时都能吃上豆腐泡，但热腾腾刚出油锅的豆腐泡的滋味自然是不一样的。
“奶奶，那边怎么有灯？”陈今越问。
“哦，阿峰的爸妈回来了，扫墓。”吴翠兰专注地搅动着油锅，一块块白嫩的豆腐慢慢地膨胀起来。
阿峰是陈今越小时候的玩伴，他父母也是早年出国，把孩子留给了家里的老人。两个“留守儿童”，年龄相仿，住得又近，自然成了亲密无间的伙伴，上树掏鸟窝，抓松鼠，下地挖蚯蚓，偷番薯......所有的“坏”事，都是两人一起干的。
那年春天，也是这样一个夜晚，阿峰过12岁生日，吃完晚饭，两人坐在陈家门口的院子里吃生日蛋糕。那时候的青田县城的夜晚，还没有这样多的灯光，漆黑一片的夜空中，不经意划过一颗流星。
“看，流星！”
“太幸运了，你快许愿！”
“我希望——明年我爸妈能回来陪我过生日。”
“你刚刚对着生日蜡烛许的也是这个愿望，浪费了！”
“双重保险嘛。”
那时候，阿峰已经快五年没见到爸妈了，和陈今越一样，父母的样子已经在记忆里变得越发地模糊。
后来，阿峰没能等到13岁的生日。
没过多久，国外传来消息，阿峰的妈妈又怀孕了。起初并没有什么，阿峰还为自己即将有一个弟弟感到雀跃。可后来，村里的人总跟他开玩笑。
“你爸妈在外面又生了个儿子，可就不要你喽！”
“你就在国内陪着爷爷奶奶，对吧，阿峰？”
阿峰的脾气，随着这些“玩笑话”变得越来越古怪，学习成绩也大幅度下滑，那年冬天期末考之后，他离家出走，三天后，在下游温溪捞到了他的尸体。并不是自杀，据警察部门推测，阿峰离家出走，躲在太鹤大桥底下，是被半夜上涨的河水冲下去的。
那是2000年初，一个新世纪的开始，也是阿峰生命的结束。结束

“奶奶应该也开心了一段日子的。”陈显华说。
初到马德里，阿青婆在孩子们的陪伴下游览了这座陌生的城市，但当最初的新鲜感褪去，面对忙碌的孩子们，她开始思念自己的小村子。
“大家都有自己的工作和生活，不能一直陪着奶奶。而奶奶不会说西语，也不会说中文，在马德里根本不能独立生活。”
没过多久，她就只能日复一日地坐在自己的房间里，望着窗子发呆。
有时候她会做一点针线活，但是她年迈眼花，针线活做得很差，缝出来的东西，也根本没人愿意用。
她还很简朴，那些废纸盒、旧塑料袋，都会被她如同宝贝一样收起来，藏在自己的房间里，将一个小房间塞得满满当当，异味刺鼻。
对此，孩子们提出强烈的抗议，多次爆发了争吵，虽然这些争吵用的是西班牙语，但是语气和神情，奶奶听得懂。
这些都是陈显华长大以后回忆起往事，才品味出来的。
没多久，她就提出要回国，态度十分坚决。拗不过母亲，陈显华的父亲只得将她送上了回国的飞机。
回国之后没几年，阿青婆就去世了。
现在回想起来，刘清宁幼时记忆里的阿青婆，就是在马德里小住了一年之后，带着失望、遗憾、苦痛回到老屋的阿青婆。
“奶奶临走的时候，身边并没有亲人。她也没有留下遗书”或许是因为她不知道她的遗言该与谁说，又有没有人会回来读她的遗书。“但是我想，奶奶是很希望我们能回国来看看的。”陈显华说，“因为她离开马德里的时候，留了这张照片给我们。”
他指了指桌上的那张泛黄的老照片。
刘清宁拿起相片。
路寮里灯光不亮，照在泛白的黑白照片上，显得越发的模糊。
照片里的阿青婆，比刘清宁记忆里要年轻许多。拄着拐杖，站在陈家老屋的前面，郑重地留下了一张自己与老屋的合影。
“这张照片，是阿青婆去西班牙之前拍的。”王永梅摩挲着照片上的阿青婆，“我记得很清楚。那时候不像现在，照一张照片不容易。阿青婆一辈子没拍过照片，就那一次，请村里照相馆的师傅来给她拍的。她说自己这一走，不知道还能不能活着回来。在中国，她没有家人、没有亲人，她放不下的只有这栋房子。”
是啊。那个年代农村人盖房子，一梁一柱，一砖一瓦，都凝聚着主人家的心血。
刘清宁想，当初盖起这栋房子的时候，阿青婆对生活还是带着期盼的，即便那个男人离开了她，她也还有自己的日子要过，她期盼孩子能在自己的身边长大、结婚，生子，儿孙满堂。
谁知她的儿子、孙子，一代又一代的人，陆续地离开她，远赴重洋，再不回来，她对未来的期盼便一次又一次地破灭了。
直到她从马德里回来，她的心便彻底死了。
老人们传阅着那张发黄的旧相片，谁都没有说话，只是不住地叹息。
王永梅回忆：“阿青婆走的时候，身边一个人都没有。那天早上我起来，远远地看见她坐在家门口那把椅子上。”
刘清宁记得，阿青婆最喜欢坐在门口的那把椅子上，伛偻着腰，穿着蓝布衣裳，花白的头发盘在脑后，一丝不苟。
偶尔有人山上干活，路过她家门口，便停下脚步与她聊上两句，讨口水喝。村里的孩子打闹着从她家门前经过，她就乐呵呵地打招呼。
“娒，别跑，要扑倒的！”
夏天，手里摇着蒲扇，冬日，怀里抱着暖龙。山中时日须臾过，她岿然不动。
“我没在意，照样去喂鸡。快到中午的时候，她还坐在那里一动不动。我以为她睡着了，怕她冻着，就去叫她回屋里睡，没想到......她已经走了。”
她一定是知道自己要走了，早早地起床梳洗打扮好，坐在自己最喜欢的竹椅上，静静地眺望着远山，阖然长逝。
远山之外还是山，重重叠叠的远山之外，是她再也不会回来的亲人。
—
“是啊，阿青婆走的时候，你们家没有一个人回来。也没人知道怎么联系你们。村委会只好做主操办。我们都去帮忙了。”李阿四回忆道。
这事陈今越听李阿四提过。阿青婆走的时候，陈家没人回来，那个年代通讯不方便，交通更不方便。没办法，村委只好出面操办，发动村民凑钱出力，将老嬢嬢的身后事料理妥当。
李阿四说起这件事的时候，十分气愤。
“亲娘死了都没一个人回来，这就算来了，这十来年了，也没见一个人回来扫墓的。这一家子真要遭雷劈。我还垫了两百块钱，这下拿不回来了！”
提起自己垫的两百块钱，他捂着心口直跺脚。可如今再提起来，李阿四仿佛已全然忘记了那两百块，只有愤怒。
陈显华有些窘迫地点头：“是的。我们得到奶奶去世的消息的时候，奶奶已经安葬了。本来我爸爸说要带全家回来拜祭奶奶，但是那时候我父亲的年纪也不小，身体不好，家里生意也忙，一等再等，后来......”
“就再没回来的必要了。”刘清宁冷冷地说。
陈显华没说话，算作默认。
他不得不承认，对于这个奶奶，他根本一丝感情都无。
奶奶在马德里居住的那两年，他还是个孩子。
一个十多岁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，全部的心思都在足球场上，对于奶奶的出现、离开、直到去世，他都没有太多的关心，甚至对这个无法沟通，奇奇怪怪的老嬢嬢感到厌烦。
奶奶回中国的时候，他甚至还欢呼雀跃，因为家里终于不会再出现那些散发着酸臭味的旧纸箱子和塑料袋，也不会被父母逼着用那些奇奇怪怪的针线，只是为了怕奶奶伤心。
从前并不觉得，如今在这群与奶奶相识的故人面前提起来，在他们的目光审视下，他忽然觉得坐立难安。
路寮里一片静默。
两位老嬢嬢不住地抹眼泪，阿太摇着扇子直叹气，李阿四呢，坐在门槛上，铁着脸，不说话，脚下的烟头摁了一地。
认识李阿四半年多，陈今越从来没见过他这这幅模样。
“喇叭四”不响了。
“那你怎么突然又想起了回来探亲寻根？”陈今越打破沉默。
陈显华紧张地舔了舔唇，看了看其他人。
只有刘清宁看着他，一双黑漆漆的眼睛映着路寮昏暗的灯，那灯只有光秃秃一个灯泡，用一根电线吊在半空。晚风穿堂吹过，灯泡在风里晃，映在她的双眼里，就像跃动的火苗。
“我成年之后，继承了我父亲的生意，经常需要在各国来回奔波。三年前，我因为生意上的事情去利比亚出差。”
陈今越立刻想到了：“也门撤侨？”
“是。”
2015年初的也门撤侨，中国的3艘军舰，从也门撤出了613名中国公民和279名外国公民。
“我就是那279人当中的一个。”陈显华说。
那天他登上中国的军舰，军舰上挂着鲜艳的红旗，旗子上有五颗星星。和他一同登上军舰的中国公民手里挥舞着同样的小旗，唱着他听不懂的歌。边上有一个罗马尼亚人用力地拥抱了他，用中文对他说了一声“谢谢”。
那是第一次，他强烈地意识到，自己与中国血脉相连。
“所以你就决定要回中国寻根？”陈今越问。
“是。”
他突然对自己这个素未谋面的祖国产生了强烈的好奇。从那以后，他开始留意关于中国的新闻，开始接触身边来自中国的华侨，也会开始询问父母关于他们从前在中国的一切。
“从他们的嘴里，我听到了许多不同的中国。我不知道哪个是真的，所以我决定自己回来看一看，看一看我的我的爷爷奶奶，爸爸妈妈，哥哥姐姐都曾经生活过的地方。”
这个他从来没来过，但是却与他血脉相连的地方。
故事讲完了。
陈今越站起来：“走吧。”
“去哪儿？”
“去那个与你血脉最相连的地方。”

阿青婆生于民国初年，长于战争年代。具体的时间没有人记得，应该是1930年以后，她嫁到云上村，没几年，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
那个年代，农村的日子并不好过，饥一顿饱一顿是常事。抗日战争爆发后没几年，阿青婆的丈夫，陈显华的爷爷陈定为了谋生，丢下家中的妻儿，跟着同村人一起去了欧洲，从此音讯全无。
那个年代青田人出国打工，并不走正道，死在半路上的人不在少数。
阿青婆等了又等，始终没有得到丈夫的消息，村里人都默认他已经死了，还有人劝她趁年轻改嫁，但阿青婆始终没有答应，独自一人将三个孩子养大。
那是个战争的年代，除了应对自然灾害，还要提防时不时从天而降的日军的飞机炮弹。
1942年，日军攻陷青田，云上村虽然偏僻，但没能逃过日军的搜掠。
“我父亲上了年纪之后，身体不好，常年卧病在床，常常同我讲起以前的事。”
那时陈建明已有八九岁年纪，他清楚地记得日本鬼子第一次进村搜掠，母亲带着他和弟弟妹妹躲进屋后的地窖里，年幼的妹妹忍受不了地窖的湿闷，大哭起来，引起了鬼子的察觉，
母亲拼命捂住了妹妹的嘴巴不让她出声才逃过一劫，等鬼子走了之后才发现，因为捂得太紧，妹妹已经闷死在母亲的怀里。
当时的情形在他幼小的心里也留下了深刻的烙印，直到多年以后提起来还心有余悸，而母亲因为闷死了妹妹而愧疚，精神大受打击而病倒。
但即便病倒了，她还是得拖着病体下地干活，挣钱来奉养公婆，照顾两个儿子。
可以想见，在那个动荡不安的战争年代，阿青婆过的是怎样艰辛的苦日子。
后来，红军打跑了鬼子，解放军渡过了长江，成立了新中国，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起来，大约是五十年代，阿青婆收到了来自西班牙的消息，原来陈定并没有死。
“这事村里人都知道！”李阿四说，“那年我还是个小后生，听我娘说，村里回来个华侨人，是阿青婆的男人，有钱呢！啊哟，不得了，穿西装，打领带，皮箱里都是洋货，后头那座石桥，就是他捐的钱修的，桥头碑上还有字嘞！嘿！原来那就是你阿公！”
那时云上村的人才知道，当年虽然陈定的目的地是欧洲，可是他上错了船，糊里糊涂地跟同村人分开，孤身一人被带到了南美，最后在巴西上了岸。
在巴西，他做过一段时间提包挈卖的营生。
所谓提包挈卖，是海外青田人积累资本最原始朴素的方式。
扛着一个编织袋，装着鞋子、衣服等杂物百货，一家一户地敲门兜售。那时候闯天下的青田人，没有人脉，没有门路，只能从最苦最累的活开始干起。
在提包挈卖的那段日子，陈定认识了一个当地华人的女儿，很快和对方坠入爱河，缔结婚姻。
在新岳父的资助下，两夫妻到了西班牙，开了餐馆，做大生意，赚了不少钱，成了大老板，又生下了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。
听说了这个消息的阿青婆是什么反应，已无人知，但不难想象。
陈定在云上村住了半个月便走了，这一走就再没回来过。
后来陈定写信来，问阿青婆是否愿意出国，阿青婆拒绝了。
她收下了陈定寄回来的钱，推倒了陈家原本的破牛棚，重新盖了房子，便是现在的陈家老屋。
建新房子的时候，阿青婆只给自己在一楼留了房间，东西两侧各起了二层小楼，留给两个儿子一人一栋。新房建成，又大儿子陈建明娶了老婆，生了一儿一女，阿青婆的脸上，日日都是喜气。
她还有儿子、孙子，村里给她分了地，有田种，有饭吃，日子蒸蒸日上，没了男人，不算什么。
好景不长。
五十年代末，全国上下遭遇了大饥荒，到了六十年代初，生活变得更加艰难。
为了谋出路，陈建明带着妻子和弟弟，搭路子出国投奔父亲，也在西班牙定居，只留下五岁的大儿子和三岁的女儿，也就是陈显华的大哥大姐给阿青婆抚养。
阿青婆不得不又一个人承担起抚养孙子的职责。
70年代末，两个成年的孙子孙女也踏上了去西班牙的路。从此，老房子只剩下阿青太一个人居住。
“一直到新房子变成老房子，然后在这房子里孤零零地去世？阿青婆真是可怜。”刘清宁说道。
“其实，我父亲也想接她到西班牙一起生活。而且他确实也这么做了，在我十多岁的时候，奶奶来过马德里，还住了一年，所以，我对她有一点印象。”
在陈显华的印象中，奶奶是一个非常古怪的老人。
她一直穿着很旧的蓝布衣衫，是那种传统的中国样式，衣领袖口还绣着中国样式的花纹。
她不会说普通话，更不会说西班牙语，而是讲口音很重的青田方言。
那时候，陈显华不会青田话，如听天书一般，根本无法与奶奶交流。
阿青婆被接到马德里的时候已经年迈。
那时候，陈显华的祖父已经去世，他的继奶奶是陈家的大家长，在马德里，她唯一认识的只有自己许多年未见、并不熟悉、忙于生意的两个儿子和由自己抚养长大的两个孙子孙女。
听到这里，刘清宁忍不住想起了刚到马德里的自己。
当初登上前往西班牙的飞机，阿青婆肯定和她前往马德里之前一样，是对未来的生活抱着一种期待的，她盼望的是与从未谋面的父亲、分离多年的母亲的重聚，期待的是父母疼爱的怀抱，阿青太盼望的、期待的则是母子团聚，一家团圆，从此颐养天年。
但很显然，她们都没能如愿以偿。
父母疼爱的怀抱，是属于她的弟弟妹妹的。而一家团聚颐养天年，则是属于那个抢走阿青婆的丈夫的女子的。
长久的分离，文化的隔阂，是她们和家人之间迈不过去的鸿沟。她们都成了这个家庭的“旁观者”，就像西方电影里那种死去之后留在家里的亡魂。
这种寄人篱下的生活并不愉快。